美国对外战争的命名一向带有价值倾向。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代号是“沙漠风暴行动”，能够对应到当地的自然地理意向；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被称为“伊拉克自由行动”，直接诉诸“自由”这一现代价值；而阿富汗战争的代号是“持久自由行动”，强调的是“持久”。

这些名称未必中性，但基本属于现代各国惯常的语言修辞范畴。它们强调秩序、自由、决心，服务于美国国内舆论动员，也服务于国际叙事建构。

然而，这次“史诗狂怒行动”则完全不同。

“史诗”是一个历史尺度的表达，它暗示的是文明层面的事件；而“狂怒”则是一种情绪化语言。这两者的叠加，使这次行动的命名更接近宗教或神话叙事，而非单纯的军事行动。

当一个国家开始用“史诗”来界定现实战争时，它所强调的，已经不仅是地缘政治，而是历史意义。

这种命名的变化，直接反映美国人心态的巨大变化。

那支现代化的美军已经开始向宗教化靠拢

现代中国人对美军的认识有两个重要节点，一是抗美援朝时那个“贪生怕死”但“弹药充足”的美军；二是海湾战争包括后边伊拉克战争中“高科技现代化军队”。

但到2026年的当下，我想可能需要在这后边再加上一重印象，美军可能已经在朝宗教化演进了。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对伊开战后短短几天时间，已经有50多个美军基地的大量军事单位基层士兵向宗教组织发起投诉，声称美军指挥官们告诉他们，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圣战”，目的是为了“世界末日，耶稣再临”。

比如，其中一份投诉写道：

“今天早上，我们的指挥官在战斗准备状态简报中敦促我们不要‘害怕’当前在伊朗的作战行动。” “他敦促我们告诉部队，这‘都是上帝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并特别引用了《启示录》中多次提及世界末日和耶稣基督即将再来的情节。他说‘特朗普总统已被耶稣膏立（膏立是一种古代希伯来宗教仪式，通过涂抹圣膏油确立祭司、君王或先知的神权与合法性），点燃伊朗的信号之火，引发世界末日，并标志他重返地球。’”

但问题并不止于此。

如果只是个别军官在战备会上引用宗教语言，那或许还可以被解释为个人行为。然而，当类似投诉在数十个基地集中出现，当宗教组织短时间内接到成规模的反馈，它所呈现的就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气氛的变化。

美军之所以长期被视为现代化军队的典型，不仅在于其装备体系和信息化能力，更在于其制度化、职业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自我塑造。个人可以有宗教信仰，但战争的理由必须是国家利益。这种区分，是现代国家军队的基本原则。

如今，当美国基层士兵在战备简报中听到“世界末日”“耶稣再临”“神圣计划”这样的词汇时，边界已经开始模糊。

五角大楼选择以《统一军事司法法典》（UCMJ）为由不作公开评论，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问题的敏感性。因为一旦正面回应，就必须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军队是否正在宗教化？

而从近几年的公开报道来看，这种趋势并非毫无端倪。

去年6月就有报导，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每周都在白宫主持圣经学习会，公开宣扬“上帝祝福以色列的盟友，诅咒以色列的敌人”的神学逻辑；同时，赫格塞斯还将基督教纳入美国军队最高层，在五角大楼各处播出每月祷告会，内容同样指向“上帝命令美国支持以色列”。这种现象已经明显不属于个人信仰层面，而是进入国家权力结构的语言体系。

从“父子关系”到神学历史

在中文互联网语境中，人们常常戏称以色列是美国的“爹”，美国对以色列“唯命是从”。这种说法显然带有调侃意味，但它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这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基督教源自犹太教，在神学中具有极其特殊意义。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无神论传统之下，对宗教历史的理解相对浅显。但一说“父子关系”，就很好理解了。

在基督教传统中，以色列并不仅仅是一个现代国家。耶路撒冷、以色列以及中东，在宗教叙事中具有“历史与末世”的双重象征意义。对美西方而言，支持以色列不仅是外交政策，更是宗教责任。

在这样的框架下，中东冲突不再只是地缘政治冲突，而是被理解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当中文世界用“父子关系”来解释美以关系时，虽然表达粗糙，却意外地触碰到了某种事实，美以关系背后，确实存在超越现实利益计算的文化与宗教纽带。

史诗狂怒还是无能狂怒？

抛开宗教叙事不谈，即便不讨论《启示录》、不讨论“神圣计划”、不讨论双方的“圣战”，只从国际法和主权原则出发，这场战争的性质并不复杂。

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本质上就是侵略。

无论使用什么代号，无论赋予怎样的历史意义，无论披上怎样的道德外衣，它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现代国际秩序的底层逻辑，是主权平等。任何单方面以“正义”“文明”“历史使命”为名的武力行动，本质上都是对这一原则的突破。区别只在于，叙事是否足够宏大，盟友是否足够强大。

“史诗狂怒行动”究竟会不会成为史诗，最终取决于历史本身，而不是命名者的意志。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国家开始频繁使用神学语言为战争赋义，当军队内部开始出现“末日”与“再临”的动员话术，它所反映的，已经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

而是一种心态的转变。

这种转变，比战争本身更危险。

因为一旦战争被赋予神学意义，它就不再受现实边界约束；一旦“狂怒”被合理化，它就会成为政策工具。

中文语境里有一个词，叫“无能狂怒”。

如果宏大的历史叙事最终无法兑现现实成果，如果所谓的“史诗”不过是一次情绪化的展示，那么这场战争留下的，也许不会是史诗。

而是在无能狂怒之下，是否会为了维护叙事的完整性，而作出更加危险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