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看到朋友分享一篇埃默里大学英文教授 Mark Bauerlein 一篇名叫 Saved by the Norton 的文章，文章直言不讳英语专业在美国已经严重衰落，并引用一组数据，1970 年美国本科毕业生里每 13 个人就有 1 个英语专业，到如今，不到 60 个人里才有一个。国内的情况同样不乐观，今年多省公布的本科专业预警名单里，英语和法学并列成为被预警次数最多的专业；麦可思就业蓝皮书里英语专业毕业生起薪和专业相关度都在全国平均线以下。这几年录取分数线一路走低，英语成了不少院校的“调剂池”。

英国那边也一样，纯粹的语言文学系被边缘化早已不是新闻，连《卫报》都发过社论，为英语文学系的接连关闭哀叹。汉语言文学在国内好歹靠着公务员招录这口气吊着，但要说它内部没有伤筋动骨，恐怕也是自欺欺人。

这并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现象，全世界的年轻人好像都不再喜欢语言类专业了。

不过，这并非是语言本身贬值，恰恰相反，语言的价值从未像今天这样巨大，只是它的权力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

旧时王谢堂前燕

放在全世界来看，几十年前，“文字组织能力”仍旧是一种稀缺的社会权力。在没有互联网、没有廉价复制手段的年代，一本书、一份政府公告、一篇社论，背后是昂贵的介质和稀缺的传播渠道。谁掌握文字的组织权，谁就掌握社会秩序的解释权。一个能写漂亮奏章的文人，一个能精准翻译外文情报的译者，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话语权掌握者”。

像老T自己是80后，在学生年代，经历过很多“旧时代”的“遗迹”，比如在某本文学杂志上找到一个远方的、陌生的“笔友”相互写信交流，比如将某个在杂志上同一作者连续发表的作品用剪刀剪录下来粘贴成册，比如在上课的时候开小差不断地反复抄写本地某个年轻“诗人”的某首现代诗，实际上背后都是某种形式的“文字能力崇拜”作祟。

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交流形式，让每个人都有麦克风，当下 AI 又让每个人都能瞬间生成结构完整文字的能力。当“组织文字”这件曾要耗掉十年功力的事，如今动动手指就能拿到七八十分的答卷，文字组织能力就从“权力”退化为“基本功”。今年我写《 技术博客可能已经走到尽头 》时讨论过同一件事，AI 正在抽空“标准答案”型文字工作的价值。程序员写教程、译员做笔译、文员写通稿，遭遇的其实是同一场权力转移。

市场衡量文字的标准，也早已不是辞藻和逻辑，取而代之的是流量和立场。一篇长文发出去，读者用最快的速度给它贴上洗白文、营销号、老学究之类的标签，贴标签的速度，远远快于阅读理解的速度。上个月有位币圈富豪为回应旧情传闻发了篇长文，被全网围观，几乎没人相信他的解释，但即便是骂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那文字功底确实强。

如今，文字能力和个人信誉，在舆论里被彻底分开评价了。董宇辉的知识带货、汪海林对影视乱象的批评、刘震云小说里的讽刺，一旦进入公共话语场，很快就被立场和人设的标签接管，很少再被当成“文字”本身来对待。语言的权威逐渐不再来自于文字，而是人格的延伸。

废话文学

如果说“文字变成筛子”是内容消费端的问题，那么在内容的供给侧，AI又带来了另一层麻烦，使得普通人能接触到的语言文字数量正在以空前的速度膨胀。

以往像我在网络上习惯收集各种畅销电子书，在网盘囤积大量人文社科类专业书籍，甚至用calibre软件在Nas上打造了一个所谓个人“电子图书馆”，实际上也就是用“收集癖”来应对知识恐慌，而那些书籍，我几乎都没看过。那些书籍里边的知识和文字，只要我不点开，也与我没有任何交集。

但AI和算法不一样，在它们面前，一个人只需要表现出任何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或语言倾向，它就能持续提供无限的字节出来。短视频平台上，你点过一次萌宠视频，信息流里从此全是猫猫狗狗；你评论过某部电影，算法就认定你对所有同类电影都有兴趣。这种投喂机制精准而高效，犹如养殖场的自动化传送带。

文字领域同样如此，当你刷到一篇标题为“人生建议：永远不要和这三种人深交”的帖子，点进去看完，划走，下一篇又会是“真正厉害的人，往往具备这三个特征”。同样的结构，类似的关键词，读的时候好像吸收了点什么，读完一回想，什么也没剩下。

更隐蔽的伤害在于，这种同质化内容正在悄悄重塑我们的语言直觉。一个人如果每天被算法投喂格局、认知、情绪价值，他写出来的东西也会不自觉地长出同样的塑料质感。等到他真的想表达点什么的时候，发现脑子里全是别人嚼剩下的，用完即弃，毫无余味。

于是我们又回到前边那个问题，在语言权力下沉到每个人手里之后，在一个AI替你写总结、帮你润色文章、甚至模仿你的口吻回复别人消息的时代，一个人还值得为文字下多少功夫？

语言创新

不过，在这场全球性的语言权力下沉里，中文似乎比英文多一张底牌。

比如我最近经常回想起的一句歌词“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没有一个字抄袭古人，但每个字都像从中国文化的语义场里捞出来的活字。看到“烛火”，画面自然浮现，摇曳的光影、滴落的蜡泪；看到“不忍”，一种拟人化的温柔道德感瞬间灌入。但英文就不一样了。莎士比亚的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对今天的普通美国人，大概相当于中国读者翻开《尚书》，即便有人仿照艾米莉·狄金森写一句“Because I could not turn from Time — He gently paused for me.” 以当代美国普通人学识，怕也很难看出来背后门道。

但有意思的是，这套护城河在大多数场景下并不显灵。翻开任何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或者收看任何一集国内新闻，翻来覆去总是同一套词库，前者几乎每段都有实现、推进、落实、强化，后者则喜欢用强调、指出、要求、必须，将复杂现实挤压成标准化短语，既安全又似曾相识。偶尔有地方政府报告中引用一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都能让人生出“将军下笔开生面”的感慨。

但这件事反过来想，也恰好暴露了它真正的用途，当大家都用同一套词库说话的时候，一句稍微偏离主流视野的话，就可能俘获无数人心。比如“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在方文山写出这句之前，我想应该没有哪个AI写得出来。毕竟，这种真正值得被人们反复咀嚼的语言创新，背后总是有一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情境里被什么触动了一下，然后用最不起眼的字眼，把那种触动固定下来，这种真情实感与Ai所用的概率预测，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

可惜的是，一个中文系学生花四年背诵文学史分期、考证某字在唐代的读音，却没学过如何用文字驱动他人或用AI去改造世界；一个英语专业学生精读了一堆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却从未被鼓励用英文捕捉自己生活里真实的瞬间。这样的技能被AI替代，实在没什么好冤枉的。

英语专业也好，中文专业也罢，它们的衰落不是因为语言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语言从未如此重要。真正衰落的，是那种把背诵文学史当作核心技能、把修饰辞藻当作生存本领的语言教育模式。语言权力下沉到每个人手里之后，真正稀缺的，也不再是“写得出来”的能力，而是写下来的东西值得被别人相信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