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高速潮汐车道实际体验的文章。本意只是记录一次通行感受，并未打算做宏大叙事。没想到文章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也带来了一些误解。后来，清远交警官方作出回应，解释了设置高速潮汐车道的背景与考虑。那一刻，我心里是有些暖意的。毕竟，这样的高速潮汐车道“实验”在国内尚属首次，本身就是治理层面的探索。相比制度层面的尝试，个人一次通行体验的顺畅与否，其实无关紧要。

正月初六早上，从湖南出发回广东，650 公里花了 18 个小时，算是刷新我单次开车时长和最长堵车时长记录。其中，在华常高速并线到许广高速时，为了避开许广高速常宁到临武之间上百公里的拥堵，花了 8 个小时在省道、县道、乡道行进，合计走了 250 公里。

正是这段乡间旅途，让我对衡阳以及湘南地区有了新的认识。

前天初六早上从湖南出发到广东，以往七八个小时 650 公里的路程，硬是创记录的开了 18 个小时。而此前这段路，我最长记录也只有 14 个小时。

最近，一篇来自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论文在法律圈引发轰动。作者 Eric A. Posner 与 Shivam Saran 发表了题为 《Silicon Formalism: Rules, Standards, and Judge AI》 （硅基形式主义：规则、标准和Ai裁判）的论文。论文围绕一宗好意搭乘朋友却因交通事故导致朋友人身损害的案件展开，通过在规则与标准、当事人同情度、事故发生地等变量之间进行切换，对比 GPT-5 与 61 名美国联邦法官对案件适用法律的判断结果。最终，GPT-5 在实验中达到 100% 的正确率，而 61 名法官的整体准确率仅为 52%。

最近几年，湖南官场风波不断，尤其是最近易炼红因严重违纪被查一事，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网络上开始流传所谓“湖南七公子”的说法，指一些湖南籍高官子女，借助父母职权或影响力，在工程、资本与资源配置中攫取巨额利益，形成隐形却高效的权力利益网络。

这个周末就要过年了，跟往年一样，我依然得按时出现在丈母娘家。

在湖南，这几乎已经成了一条默认规则：大年三十中午，女婿去丈母娘家吃饭；晚上再赶回自己家吃年夜饭。不是谁家特意强调，而是“大家都这么干”，不照做反而显得你不懂事。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沉迷在一些旧照片里。主要就是布里斯托大学的“中国历史摄影”项目，里边多半是晚清到民国初年的中国街巷、码头、茶馆、农舍，全是黑白影像。照片里的人衣着单薄，山坡光秃，街面上尘土飞扬，按今天的标准看，几乎谈不上什么“生活品质”。可越看，越觉得画面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定感。

最近在HN看到一篇标题相当直接的文章，名字就叫《We were wrong about convergence》（我们对“经济收敛”的判断错了）。内容挺有意思，讨论的是一个曾被经济学界质疑，后又被普遍接受，但如今又被现实推翻的基础理论（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贫穷国家是否真的会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

我最近读到 Terry Godier 的一篇短博客《Phantom Obligation》。这篇文章表面上讨论的是现代应用程序的界面设计与心理暗示，话题并不宏大，篇幅也很克制，但它却用一种几乎不动声色的方式，点出了一个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经历、却很少认真命名的心理状态。很多时候，真正让人感到疲惫和内疚的，并不是现实中的责任，而是一些从未被确认过的“应该”。

去年底在去警校培训期间，我写过一篇《在警校学习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也是在那次培训期间，我偶然联系了一位在仲裁委工作的同学，并带着培训班的部分学员，一起去她们单位参观。这是我第一次实地接触仲裁机构。